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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年代作家的高考故事

2020-07-08 00:22 大連晚報

  路遙

  路遙

  王小波

  王小波

  餘華

  餘華

  遲子建

  遲子建

  麥家

  麥家

  袁凌

  袁凌

  阿乙

  阿乙

  又是一年高考日,今年考期受疫情影響推遲了一個月,使高考這件事本身更成為2020屆高三生特有的經歷。高考,作為“硬仗”“獨木橋”“分水嶺”,催生並承載着中國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裏無數或悲或喜的故事,親人的奉獻、年少的愛戀、對夢想的追逐、對城市的嚮往,個體繽紛多姿的碎片從此刻開始碰撞交織,許多人的命運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改變了。

  今天,我們整理了參加過上世紀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高考的名作家經歷。那些年他們的夢想和現實、心情與狀態、得或失,無不代言着我們每一個人——麥家高考發燒,但能”超常”發揮;王小波直言愛做數學題,但背東西就困;阿乙吃豬心、喝補腦汁……

  上世紀70年代的高考

  路遙 餘華 王小波

  路遙:

  這樣容易的題都做不出,實感內疚

  1973年7月24日,正值中小學的暑假期間,延川縣的招生考點設在延川中學——路遙的母校。參加考試的近1000名報考者中,北京插隊的知青佔了很大比例。

  考試兩天,一共考了三門——語文、政治一張卷子,寫一篇批判文章;數學一門;理化一門。在理化試卷的卷面上,路遙寫下了這樣一段話:“本人由於職業和工作的關係,7年未能複習化學,只在考試前翻了一下書,這樣容易的題都做不出,實感內疚,如果複習時間放長一點的話,還可以做出的……”

  延川縣招生辦不久公佈了考試成績,王路遙的語政分數是83分,數學分數是22分,理化分數是30分,平均分數:45分。  (摘選自張豔茜《平凡的世界裏的路遙》之《艱難上大學》)

  

  餘華:

  不管能否考上,先填了志願再説

  我是1977年高中畢業的,剛好遇上了恢復高考。當時我們心裏都準備着過了秋天以後就要去農村插隊落户,突然來消息説應屆高中畢業生也可以考大學,於是大家一片高興,都認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活,而不用去農村了。

  我記得當時在高考前就填寫志願了,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填寫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,成為當時的笑話。不過那時候大家對大學確實不太瞭解,大部分同學都填寫了北大和清華,或者復旦、南開這樣的名牌大學,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,先填了再説,我們都不知道填志願對自己能否被錄取是很重要的,以為這只是玩玩而已。

  高考分數下來的那一天,我和兩個同學在街上玩,我們的老師叫住我們,聲音有些激動,他説高考分數下來了。於是我們也不由地激動起來,然後我們的老師説:你們都落榜了。

  就這樣,我沒有考上大學,我們那個年級的同學中,只有三個人被錄取了。  (摘選自餘華《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》之《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》)

  

  王小波:

  我層次很低,也就配去學學理科

  1978年我去考大學。在此之前,我只上過一年中學,還是十二年前上的,中學的功課或者沒有學,或者全忘光。家裏人勸我説:你毫無基礎,最好還是考文科,免得考不上。但我就是不聽,去考了理科,結果考上了。

  現在回想起來,幸虧我沒去考文科——幸虧我還有這麼點自知之明。如果考了的話,要麼考不上,要麼被考傻掉。  (摘選自王小波《思維的樂趣》之《高考經歷》)

  上世紀80年代的高考:

  麥家 遲子建

  麥家:

  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,高考考得那麼好?

  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,我雖然也發奮,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,不冒尖。1981年,我參加高考,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%,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。結果那年高考,我們班上54名同學只考上了三人,其中有我。我是第二名,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,屬於險勝。

  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,高考又考得那麼好?完全用運氣來説有點説不通,因為高考三天,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。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,只有我自己知道,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。

 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,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,錄取分數很高。

  那天,我去到醫院參加體檢。天很熱,我出來到樓下。不一會,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,50來歲,胖墩墩的,他顯然是來乘涼的,站在了我身邊。他友好地對我笑笑,和我攀談起來,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“工院”招生的首長。我向首長表示,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,就是成績差了。首長問了我的考分,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,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。但是,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、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時,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,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。

  我激動地説:是真的。

  當天下午,我離開醫院時,首長握着我手説:回家等通知吧。

  第五天,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。  (摘選自麥家《非虛構的我》之《八大時間》)

  

  遲子建:

  我居然把作文寫跑題了

  1981年,我高考不理想,居然把作文寫跑題了,只考上了大興安嶺師範專科學校,學中文。因為課業不緊,我有充足的時間閲讀從圖書館借來的中外名著,使我眼界大開。學校面對山巒草灘,自然風景壯美。我寫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觀察日記,這應該算是最早的文學訓練了。開始嘗試寫小説,是1983年。我運氣不錯,只投過幾篇稿子,《北方文學》的編輯就開始與我聯繫,從而走上文壇。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《北極村童話》,就是在大興安嶺師範畢業前夕創作的,那是1984年。  (摘選自《江南》雜誌訪談遲子建《人生就是悲涼與歡欣》)

  上世紀90年代的高考

  阿乙 袁凌

  阿乙:

  為了高考,我吃了多少豬心,喝了多少補腦汁

  我高考分數只到省專檔。只有三所學校。另外兩所在省外,涉及金融行業,預估招生分數比本科線高,我只能去讀本省的公安專科學校。我從來沒有做過讀警校的準備。我也不覺得自己適合做警察。但是,我已經厭倦了,為了高考,我吃了多少豬心,喝了多少補腦汁,還得了神經衰弱。出於對復讀的恐懼,我去讀了警校,並且在畢業以後做了五年警察。我現在倒不後悔這一段經歷,因為寫作的大部分資源就是這一段時間積累的。

  (摘選自《中華讀書報》訪談阿乙《一個作家的權力在於他的作品》)

  

  袁凌:

  我可以辜負自己,我辜負不起父母

  我的噩夢都重現當年的高考情景。

  1997年,我第二次走進高考考場。內寒外熱,我感覺自己的肩上千斤壓來。我怎麼能輕裝上陣?來自鄉村的孩子,面對的不僅是個人的理想,更多的是父母的期待。那個時候,我只有一個念頭:我可以辜負自己,我辜負不起父母。

  (摘選自袁凌博客文章《十年一覺高考夢》)

  文據陝西法制網

 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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